性社会学研究 | 魏伟 译《“性”、健康与文化——世界“性”研究精粹选译》

编者按

“许多问题由此而来。例如，如果男女同性恋问题被忽视，分层理论将会怎样？女同性恋者的社会流动模式是怎样的？这些模式是如何与种族、年龄、宗教及其他因素交叉在一起的？如果将同性恋因素考虑在内，对市场结构分析会产生哪些影响？对消费研究会产生什么影响？对教育会产生什么影响？对社会老年病学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需要从性差异的角度重新考虑整个的研究领域。许多社会学研究视野的狭隘程度真是令人震惊！”（斯泰恩、普拉莫，2000：163）

2019年，性研究ing推出了“性社会学研究文献回顾”栏目，介绍了近年来发表在中英文期刊上的部分性研究文献以及中国大陆的部分性研究硕博学位论文，共计推出了4期Culture, Health and Sexuality 英文文献编译、4期中国大陆期刊文献选编和7期中国大陆硕博学位论文选编（详见公众号首页-正在连载-性社会学文献汇编）。

2020年，我们将在介绍会议论文及其他重要原创性研究成果之余，继续着手资料库建设工作，希望能为学术研究提供更多的检索便利，也方便感兴趣的读者进一步了解中文的研究语境。本年度，我们将着重介绍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人员迄今为止出版（或未正式出版）的所有书籍（包括教材、文集、专著和译著等）。之前已介绍教材和文集部分详见公众号首页-正在连载-性社会学文献汇编-教材/文集。若无特殊情况，我们将以每周两次的频率更新上述书籍的基本信息、目录和精选内容。敬请期待。

本期介绍的是由魏伟翻译的《"性"、健康与文化——世界“性”研究精粹选译》。本书是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主办、福特基金会赞助的中国sexuality研究系列10，该系列由潘绥铭主编。同时，本书也是由阮芳赋主编的性学万有书库第30期。本书所翻译的十篇文章均选自《文化、健康与"性"》（Culture, Health and Sexuality ）学术杂志，并得到该杂志的版权所有者Taylor & Francis Group的中文出版授权。

  《“性”、健康与文化——世界“性”研究精粹选译》

翻译者：魏伟

出版时间：2007年7月

出版社：高雄万有出版社

目录

情爱、生活方式和感染艾滋病的风险：波博－迪欧纳索（布基纳法索）年轻人的道德世界 / Helle Samuelsen

欲望的移位：北巴厘社会中的性和疾病 / Megan Jennaway

得州休斯敦一个非裔美国人社区关于梅毒的民间解释 / Paige Padgett

为什么青少年怀孕被认为是一个社会问题？英美两国有关定量研究的综述 / Chris Bonell

可臻完美的阴道：尺寸大小很重要 / Virginia Braun & Celia Kitzinger

从“刚刚认识”到“约会”：青少年对（异性恋）性关系的界定 / Louisa Allen

男子气概和都市男人：异性约会，恋爱和性互动的认知脚本 / Davd W. Seal & Anke A. Ehrhardt

台湾女同性恋身份建构中的全球化修辞和本土策略 / Antonia Chao（赵彦宁）

在异性恋制度下体现身份：关于印度的新婚年轻女人的研究 / Annie George

探寻控制的机制：心理学和“健康主体地位”的文化生产 / Damien W. Riggs

精选内容

探寻控制的机制：心理学和“健康主体地位”的文化生产[1]

Damien W. Riggs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心理学系

摘要

本文探讨了传统上被视为心际现象的心理学建构，可以被理解为对“健康主体地位”的表现。更加具体地说，文章集中在心理学认识论的文化语境和关于普遍性的假定（基于“白人、中产阶级和异性恋男性”的正常主体地位）对其的影响。通过对传统控制场域研究的分析，文章探讨了“人格特征”的个人化观念产生的对主体的规束，而后者被期望体现特定而固有的主体地位。因此，过去对控制场域的研究可以被看作是它试图测量的主体地位的例示。为了进行反驳，本文把个人经历作为一个方法论工具，考察新自由主义的控制话语是如何对构成可被理解的主体位置的不同经历进行同质化的。尤其把焦点放在基于控制话语理解非异性恋经历的潜力和局限性。文章提出我们需要考察这样的经验是如何使个人遵从于异性恋主义的“自我实践”。

关键词：主体位置，控制场域，男人，异性恋

注释：

[1] “Locating control：Psychology and the cultural production of ‘healthy subject positions’”，Culture，Health & Sexuality，March 2005，Vol.7，No. 2。作者通讯地址：Damien Riggs，阿德莱德大学心理学系，南澳大利亚州5005，澳大利亚。电子邮件：[e-mail]。

导言

本文关注关于“人格特征”范畴的建构在西方文化中是如何产生可被理解的“健康主体”。说得更加具体一些，它力图揭示围绕作为霸权性主体的“中产阶级、异性恋白人男性”的各种假设，这是心理学建构的“控制场域”（locus of control）的基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文章考察了在建构自我方面的排他性实践，从而将其置身于一个推崇特定主体性的文化实践的网络之中。从这个角度看，人格特征被界定为一个关于差异的武断认识，而并非对某种先天精神现象的反映。与此同时，文章认为人格特征的表现（作为可被理解的主体的表现）将类似控制场域的建构物化为西方文化中重要的差异所在（Butler，1993）。

为了更好地理解影响控制场域建构的话语实践，斯塔敦.罗杰斯（Stainton Rogers，1991，1996）关于批判性健康心理学的研究中明确了在西方社会中影响心理学认识论的一些文化规范。运用斯塔敦.罗杰斯所说得“文化批判”的方法，我概述了形成控制话语的权力网络，特别关注那些使特定话语成为霸权的排他性实践。然后我采用斯派斯和恰波列（Spicer and Chamberlain，1996）提出的“心理学建构的整合策略”，对我们通常理解的控制场域进行批判性重构。为了说明其中的一些观点，我把“经历”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工具，去理解通过控制话语特定的主体性是如何成为可能的。这样的一种依赖理解具体经历的研究取向，对那种认为经历只是反映外在真实性和个人“拥有”经历的现实主义假设提出了批判。我在这里运用的分析控制场域的关于经历的视角，把经历当作一种建构“个体”范畴的场所进行考察。更具体一点，我关注控制话语在特定语境下是如何对性予以塑造的，同时我认为当我们理解非异性恋主体[2]的时候，必须认识到运用这样的话语分析理解主体性可能具有的局限性和可能性。

注释：

[2] 我在本文中使用这个词汇，而不是更常见的“LGBT”或者“酷儿”。我的这个决定反映了我在语言运用上的观点。尽管我承认这个词汇可能会把异性恋重新置于正态的地位，但与此同时这正是本文试图表达的观点，因此运用这个词语会使人们注意到 1）异性恋对于“它者”的依赖，从而坚守其作为正态的地位；2）作为自我认同为“非异性恋”的我们通过我们对正常性话语的依赖，从而和异性恋父权制度形成共谋的关系（参见巴特勒1993，里格斯2004b）。

理解“控制场域”的历史

在对控制场域的历史分析中，沃克尔（Walker，2001）总结了这一领域中研究者对这个建构进行操作化的一些做法。沃克尔提出目前控制场域根据他们是否内化或者外化这些后果，被理解成代表个人习得的特定行为伴随特定后果的期望。斯瑞克兰德（Strickland，1978）进一步阐发说拥有内在控制场域的个人会把后果归因于他们自己，与此相反，那些拥有外在的控制场域的人则会把后果归因于外在的力量，比如命运和其他强有力的个人。斯瑞克兰德接着说那些拥有外在控制场域的人的健康状况比拥有内在控制场域的人要差。这是基于下面的认识，那些拥有外在控制场域的人会认为特定事件是超出他们的控制的，因而并不试图去控制那些负面的经历。

正如这段关于控制场域的简短概述表明的那样，把重点放在个人拥有控制场域，会有效地否认控制话语流传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与此有关，试图评述这个概念的历史有时就会带来悖论，沃克尔（Walker，2001）忽视了使人格特征范畴成为可能的社会实践的网络。作为一个结果，沃克尔能够坚持控制场域反映的是一个客观的和先在的概念。沃克尔通过探求这个概念的起因，详细揭示了不同领域（比如社会学习理论，归因理论等等）对发现控制场域这一概念的贡献。这样的研究取向掩盖了这些研究事实上生产心理学的概念。说得更具体一些，它忽视了关于主体性的一些基本的假定，而主体性却常常为研究控制场域提供了最多的信息。

在这样的心理学研究中，主体的模型通常是按照新自由主义下理性自治的个人进行设定的（Adlam et al.，1977）。此外，这样的个人在西方文化中被预定为特定的形态，也就是白人、中产阶级和异性恋男子——这个主体地位的确立是基于对这个霸权形态以外的其他人的排斥（Riggs and Augoustinos，2004；Riggs and Selby，2003）。这些假定可能会影响到关于控制场域的研究，其结果就是发展起来的理论往往仅仅是源于异性恋白人男性的经验。更进一步，依赖所谓的启蒙模式作为控制场域概念的基础，把对主体性的二元理解给具体化了（Stainton Rogers，1996）——因而个人被理解为仅仅位于控制二元中的一元（也就是他们具有或者内在的控制场域，或者外在的控制场域），他们具有自主性（这些个人的行为能够和他们行为发生的语境相分离）。这些假设掩盖了影响了人格特征（比如控制场域）建构的文化实践，把它们置于代表客观真实的位置，并被认为可以被这一研究领域的心理学家进行客观的测量。

心理学研究的文化生产

在《解释健康和疾病》一书中，斯泰敦．罗杰斯（Stainton Rogers，1991）提出文化批判是理解建构健康的一个有用的途径。她接着说这样的认识能够发展出从“权力、地位和财富的角度”对健康进行理解（139页）。透过这种认识，健康被看作是一种社会实践，在这里特定的躯体被认为是“健康”的，而另外的身体则被置于要么“不健康”要么“病态”的角色。此外，正如我在下面要展开论述的那样，通过可被理解的健康的主体地位的生产，有关健康的建构被用来对人进行管理和控制。

控制场域的概念是西方对主体性特定理解下的产物。正如斯泰敦．罗杰斯指出的那样，它本质上是一个被一系列排他性实践塑造的种族中心主义的概念。对控制场域进行测量的理论的发展，都是基于一个完全的中产阶级的人群（169页）。从这些发现出发，试图把有关理论扩大到一个更加广泛的人群，研究控制场域的研究者事实上维护了那种认为可以把西方文化（尤其是基于白人、中产阶级和异性恋男子的文化）作为整个人类文化的模式的观念。在这样的假设背后，是对于实证主义和科学方法的依赖，在后者看来，语境和文化都是无关紧要的，或者更准确一些，都是为了获得精确结果而需要控制的外在变量（Hollway，1989）。正因为如此，心理学将自身的观点强加给不同的人群，这样的做法对那些对此不认同的人们而言，无疑是具有压迫性的（Riggs，2004a）。

接受了控制场域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真实，这一领域内的心理学家就从这一立场出发进行研究。换句话说，心理场域被操作化了，问卷被设计出了，这个概念被物化为一个先在的建构了。然后在参与者身上进行研究，他们被认为是在一个单一的维度上可以被测量的，可以从他们日常生活中经历过的多重控制中抽象出来。因此，形成的研究结果是基于实验者对人格特征进行建构的能力，而不是他们对于一个先在的客观实际进行测量的能力。这样一来，关于控制场域的测量，更准确地被理解为对实验者和参与者关于特定社会建构的共有知识的测量（Stainton Rogers，1996）。于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谈到的自己“能够或者缺乏控制”，作为“命运的受害者”，和“超出自我控制”的事件。正因为如此，控制场域最好被理解为一系列我们共享的意义，为在一个进行控制的社会中对我们的为或者不为进行合理化。

有关控制场域的主流研究的问题在于，心理学家声称发现了人们理解他们生活中的控制的真理，而不是反思地探寻个人“进行控制”的方式（Willig，2000）。通过这种方式，这些基于日常有关控制的话语的研究，物化了心理学的认知论，认为获得了接近“真理”的专有的路径（Bruner，1990）。这显示了个人日常谈话和心理学家运用特定概念之间复杂的互动。因此，有关控制场域的心理学研究可以被视作生产广泛接受的健康主体性（比如，外在和内在的分别），与此同时忽略了它对其所测量对象的建构（Lupton，1997）。这是一个心理学学科把抽象概念（比如控制场域）“制度化”的实例，促进人们相信他们应该具有这样的特征（Crossley，2000）。然后，当心理学家和普通人在日常经验中寻找控制场域的例子，他们就会找到——这样就把建构物化成为一个真实（Armstrong，1994）。我们需要提出的问题，就是对控制场域进行研究是因为它确实发生，还是它发生了是因为它被研究了？

建构“健康的主体地位”

作为一门学科，心理学扮演了福柯（例如1991，也可见Lemke，2002）所说的规束的角色。通过把类似控制场域的建构进行物化，心理学建立起了一个真理的威权，让个人进行健康和良好状态的自我认定。其中的一个例子是人格特质的展现作为患者进行更好自我管理的方式。通过运用有关控制的话语，鼓励“患者”相信良好的精神健康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个人对于控制的熟练掌握（Lupton，1997）。对控制的新的自由主义的概念化实现了两个结果：一、心理学这样的制度化学科不用再为个人的失败负责；二、自我规束被认为是成为健康主体的一个关键的部分。因此，正如史蒂芬逊（Stephenson，2003：140）在有关HIV和主体性的研究中指出的那样，人们被引导“通过试图实现一种自由主义自由的观念，建立起他们对自己的规束。”联系到心理学，这门学科不仅仅只是确立健康的主体地位的标准，而且产生了具体的主体性，因此建构出如何才被认为是健康的（Riggs，2003）。

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比如心理学这样的文化设置鼓励个人的自主和责任（这被假定为积极的特征），它们是通过对可被理解的特定的主体性的刻画做到这点的。因此，比如内在的控制场域，可能就被显示个人对于他们生活的控制，这只有在一个特定的新自由主义关于控制的框架中才能成立。这样一来，通过强调特定的可被理解的健康主体性，控制更方便地被理解为否定或者至少限制控制（如同“个人的选择”）（Rigges，2004b）。然而，这并不是说，权力只是单向运作的：个人能够挑战心理学强加的某种形式的知识（Crossley，2000），但是这样的一种具有批判性的一步取决于是否存在别类的话语。产生别类理解的一个途径就是关注对健康的建构——把健康视为一个完全的社会实践过程（Fox，1999）。

从这个角度出发，下面出自斯百赛和钱伯雷（Spicer and Chamberlain，1996）研究，这或许可以批判性地对在健康领域内有关控制的研究进行重构。它需要借助批判话语心理学的视角，详尽考察控制场域的建构。

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下，人格特征被理解为是人为的产物，是在人们的关系中产生的，而不是位于内在精神之中，这样的一个研究取向能够集中关注塑造控制场域理解的文化实践，比如“控制是如何在日常谈话中实现的；影响可被理解的“受到控制”的主体的制度性话语；和形成关于控制的特定理解的文化和历史语境。

研究经历

下面的分析是基于我个人有关控制的两段经历[3]。使用个人经历作为一种方法工具，在批判心理学中是一个相对发展的技术，但是也充满了支持它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假设（Hollway，1989；Scott，1992）。这些问题中关键的一点是对于主体性的理解，把经历作为一种分析的方法。因此，对经历的任何运用都要求伴随对运用经历的理论考量，和它对理解主体化的过程意味着什么。

注释：

[3] 我认识到把经历作为“我拥有的”可能事实上和人为经历构成“个人”范畴的认识相冲突。但是，为了照顾文章的可读性，我采用这个词汇现在的意义，因此存在对其进行物化的风险。

普罗本（Probyn，1993）对理解运用经历作为解构工具的潜力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在她的研究中，可以明确关于经历的三个重要的论点：（1）通过考察主体性的维度，理解自我作为社会的实践；（2）探查这些维度赖以存在的排他性实践；（3）这样的研究取向产生的政治和变革的可能性。

联系第一个观点，普罗本（1993）提出探查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关联对于研究经历至关重要。她写道：

“经历的运用可以从两个方面：在本体论的层面，经历的概念……在社会中是性别化、性欲化和种族化的……在认识论的层面，自我是在它成为可能的关系中揭示出来的；经历在这里被认为是更加发散的……（第16页）”

从这个角度，分析经历作为一种自我实践创造了两方面的结果；它能讲述特定的经历，因而认可个人经历“如同和真的一样”，与此同时，它鼓励去考察经历是如何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参见Riggs，2002）。对经历的这样的解读证实了对主体的如下理解，即认识自我作为社会实践。对主体性这样的界定，使考察经历成为可能，它不是展现所谓真正的知识，而是揭示意义产生过程中持续的抗争。

普罗本（1993）的第二个观点是我们可以通过分析经历去考察那些排他性的实践。了解经历的社会建构过程，揭示出主体性是如何赢得连续性和“自然性”的详尽的过程。关注社会实践，并不对理解个人和本身的精神过程进行否定，而是意识到这样建构的连续性是基于特定的文化框架之上。因此，经验可以被解读为显现了在任何文化框架中的主体性。这在看待围绕控制的话语和与性有关的主体性时尤其明显。因此，在异性恋白种男性占主导的社会中，特定的关于控制的经历被赋予了比其它经历更多的价值。此外，如果有些经历不符合主体性，性欲和控制的霸权性话语，这些经历也许就被界定为“无效的经历”。

运用经历理解排他性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认识到任何进行表现的尝试都会导致对他者声音的压制。因此，仅仅发出边缘者的声音是不充分的。还必须考察这些声音背后的特权。当我不仅把自己与控制有关的经历置于正常之外，而且看看我的经历是如何遵从新自由主义关于控制的话语时，希望可以展现这样的反思性（可以与威金森（Wilkinson，1988）进行比较）。

最后，普罗本（1993：3）提出把经历运用到研究中（特别是那些社会批评家），能够产生出“一些更好的东西”。分析经历对主体性进行质疑，可以用来揭示权力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是如何纠结、抵抗和重新构建的。这要求不断质问占据统治地位的叙事是如何成为可能的，考察修辞策略是如何用于掩盖叙事统治的建立。把经历作为一个主体建构的场所，批判那些把特定人群建构为“正常”的排他性实践（在本文的例子中，“可以健康地自我控制”），为抵抗那些正常化的实践提供一些可能。

从这个角度出发，下面的分析考察了控制和性是如何影响我自己的生活，并使抵抗成为可能，当我写下记忆中的那些经历，我并不声称是对我个人生活的如实报告。显然，报告通过一个反思的维度展开的——回忆那段控制对于理解自我最为中心的日子。保持如同霍威（1989）说过的那样一种敏感，报告的经历并不是作为事实，而是对于我们的主体性的一个不断变化的诠释。这样的做法拒绝把经历物化成为对真实的反映，而是把它置于文化框架中进行考察。

在讨论我个人有关控制的经历及其后果，我的目标在于利用“谈话控制场域”来说明进行控制的多种方式。这并不是说我自己拥有外在或者内在的控制场域，而是把其作为互动性和受制于语境的有关控制的叙事。因此，有时我可能指自己建立起外在的行为，但是这样的表现只能在它发生的情境中才能被理解。我希望通过运用谈话控制场域，我能够呈现一个对控制场域颠覆性的解读，以说明建造过程的灵活性和多重性。尽管使用这样的解释风格可能会强化控制场域代表了一种固定的和可知的实体，我相信这是为了阐明各种形式的知识的社会建构的属性所必要承担的一个风险。

“进行控制”：人格的表现

“在我中学的时候，因为其他同学看我是同性恋，遭受了很多的骚扰。这种骚扰带给我了很多负面的经历，比如失去友谊、经常头疼和其它‘与情感低落’有关的健康问题，最后不得不转学。然而这段时期，我一直相信我能够选择接受或者拒绝那些看法，无论别人怎样想我，这和我怎样想自己没有直接的关系。”

传统有关控制场域的观点解释我对于控制的经历会有些难度。一方面，我谈到了一段被强大的他人标签为异类的经历，这对于我的健康具有负面的影响。然而与此同时，我认为这并不必然影响我怎样看待自己或者我的将来。这种关于控制的叙述和传统的控制场域研究截然不同，因为我表现出来的控制并非完全符合一个所谓的内在的或者外在的场域。而是，尽管那段时期我生活的许多方面都被更强大的他人所控制，我拒绝表现所谓的外在的控制场域。相反，我认为这些“外在的力量” 只会激励我去拒绝他们试图全面控制我的生活。

在她对早期控制场域研究的评论中，斯泰敦.罗杰斯（1991）强调这个概念的一些不那么明显的内容可能为一个更加复杂的关于控制的叙述提供了可能。她说早期对内在/外在二元范畴的批判（这种批判在后面的研究中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表明需要对具有强势的他人的角色做更加详细的研究，而不是仅仅假定它是外在立场的一部分。尤其，她引用了列文森（Levenson，1973：168）的研究，她认为列氏不愿意“接受外在性这个有趣的标签，当她感到她的沮丧（当她被管理条款强迫在这一领域扩展她的研究）被合理化了。它们并不是她自己弱点的产物，而是他人压迫的产物。联系到我自己的经历，这也许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我不愿服从于一种试图的控制。我把我经历过的骚扰理解为压迫性的社会实践的结果，而不是我本身内在的“与众不同”，也就是说我经历的外在控制并不一定成为我关于控制的经历的格式化的一部分。

此外，尽管那个时候把我认定是同性恋对我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我能够（1）认同那些对我性向的解读；（2）拒绝他们将其视为本身错误或者败坏的界定。因为我认同他们给我加上的标签，我所经历的骚扰反映了我对自己身处的主体立场的理解，因此，我可以认为控制位于我的内在：强势的他人只具有标签我的能力，因为那个标签是我建立的。这并不是说存在一个基要主义的同性恋的主体立场。而是，我对自我和自己特定的性主体立场（一个同性恋男人）的认识是和一个同性恋男人应该是什么样的社会刻板印象参杂在一起的。从这个角度，我可以被看作是施行了内在控制场域，因为我相信我对自我的经历具有控制力，从而结果是源于我的行动。

从普罗本（1993）的视角看待这段经历，可以认为我对自我的感知受到了排他性实践的影响。和性向相联系的我的特定的主体立场，尽管是可被理解的，却未必符合任何价值判断。与此同时，作为一个中产阶级的白种同性恋男人[4]，却意味着我期望我的经历应该被了解，我有权利讲出我的经历——而这未必是那些少数族群所能做到的事情。这说明我的遭受排斥的经历，尽管从很多方面都能挑战有关控制的主流话语（尤其是形成于控制场域研究），却对挑战那些在一个新自由主义社会中的控制话语无能为力。因此，第一次经历所体现出来的自我的建构虽然挑战了控制场域的观念，却也表现出对一个（白人，中产阶级，男性）自我控制叙事的遵从。这第二段经济进一步揭示了那些控制话语中我的位置。

注释：

[4] 我认识到把经历作为“我拥有的”可能事实上和人为经历构成“个人”范畴的认识相冲突。但是，为了照顾文章的可读性，我采用这个词汇现在的意义，因此存在对其进行物化的风险。

“完成学业开始工作以后，我更加意识到社会刻板印象对我生活的影响。因此，我尝试用‘讲出’歧视来对抗对我的压迫，通过拒绝表现出大家接受的男性气质和否定‘被动，女性化同性恋男人’的社会刻板印象。虽然这些颠覆性的尝试偶尔也能成功，更多的情况下是我就不能再被赋予特定的特权，或者被区别对待。这些事情让我相信我对自己在特定社会群体中的位置并没有多少控制力。因此，在一段时期里，我停止进行这样的抵抗，为了减弱我的‘缺乏控制’的感觉。”

和第一段经历截然不同，当我力图通过用我自己的方式实施我的控制力来挑战外在力量的时候，这第二段经历凸现了塑造我外在控制场域表现的一些社会实践，为了进行外在控制场域的表现，在一种“抵抗无用”的想法下，我有意识地放弃对我生活的许多方面的控制。因此，不能成功地挑战异性恋主义的实践，导致我停止这样的努力，进而只是逆来顺受。这段叙述和主流研究中有关外在控制场域的例子倒是十分的符合。尽管乍看是这么回事，我相信仔细考察人格特征建立的关系方式也许会形成对我的经历的一个更真实的理解。

哈姆森（Hampson，1988）认为人格的概念可以被理解为通过社会实践产生的，这些实践构成了影响主体性的规范和规则。从这个角度，控制场域存在于一个更加宽泛的社会秩序之中，我们进行的管理和其他人发生关系的立场的行为。因此，如果我们接受了在西方文化对主体性的理解中，失败是一种主流话语，那么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我是实施了外在控制场域，为了应对来自我在批判的异性恋主义社会的广泛拒绝和否定。

对于我的经历的这样的理解，同样挑战了塑造控制场域传统观念的道德假定。正如斯泰敦.罗杰斯（1996）和斯派斯和恰波列（Spicer and Chamberlain 1996）提出的那样，在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中，内在性的规范被用来代表控制所处的最“健康”的位置。然而，这样的话语也可以理解为是通过贬损那些推崇外在性的文化群体来达到它们的霸权地位的。为了对它进行挑战，我们可以专注在外在特征的（政治、文化和其它上）联合——通过考察那些强化排斥的制度性实践，而不是责备遭受排斥的个人（和Riggs，2004；Riggs and Selby，2003相比较）。

联系我自己的经历，第二个例子表明尽管我似乎只是表现外在控制场域，这并不能完全代表那段时期我的一切经历。因此，在我生活的许多方面，我仍然感到具有控制力：在和家人和朋友的关系中，我还是拥有控制力；我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会抵抗去遵从。但是，我的许多行为是对外在性的建立。因此，可以说我是同时进行着内在和外在的控制场域，取决于在那个语境下的情形和与其他人的关系。控制的多重性说明传统控制场域内容中的一个缺陷，也揭示了西方文化中不同的道德、政治和人际价值影响和塑造控制话语的非常复杂的一面（Adams et al，2004）。

把有关外在性的分析回到普罗本（1993）提出的观点中，很有必要再次审视我进行控制的尝试是如何和新自由主义关于自我规束的理解实现共谋的。因此，正如我在前面谈到斯蒂芬森（Stephenson，2003）的研究指出的那样，在一个新自由主义盛行的社会中，当我们力图获取自由时，往往需要对我们自己加以控制。在我的第二段经历中，无力改变那些我所经历的社会排斥让我变得清醒。然而，我认为这是我把异性恋父权制下的性别和性进行物化的结果。只有当控制成为一个批判的重要场所，人们才能体会我无力控制的感受。从这个角度，我在控制话语中的位置（即便我想要控制我的位置）并不能够挑战西方文化中塑造主体性的表达系统。这第二段经历揭示出产生控制话语的社会排斥实践，和这些实践是如何同时让我们明确进行抵抗的时机。

对控制相关经历的反思

通过描述实施控制场域的自我经历，我希望能够显示进行控制的多重方式，和脱离控制产生的情境，是无法真正对其进行理解的。联系我所经历的不同的控制，其结果受到了文化意义的影响，而后者引导了自我控制的表现。因此，与其把结果理解为依赖于个人是否具有特定类型的控制场域，不如认为它是依赖于进行控制时所持有的社会价值观念。

换句话说，在新自由主义有关控制的话语中我的自我控制是否能被理解，相对于（一般认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格特征，能够更好地对结果进行预测。举例来说，在第一段经历中，我可以被看作是完全实施的新自由主义的控制，因为我认为我的自我控制昭显出我的自由。在第二段经历中，由于我对外在性的表现，咋看似乎我失去了控制，但是我认为我仍然在置身于我试图抵抗的那些控制话语之中——我仍然接受新自由主义有关控制的语汇，对异性恋主义进行抵抗。

关于我的控制表现的最后一个重要观点：尽管我强调作为一个同性恋男人的控制经历，必须认识到身为一个中产阶级白种同性恋男性所拥有的特权（与Riggs and Riggs，2004相比较）。更加具体一些，我在例子中揭示出的所有情境都受到这一主体位置的影响。因此，尽管我有过许多“同性恋男人”的主体位置带给我的负面经历（和其他对此的反应），与此同时，在挑战那些使我备受骚扰的异性恋中心主义假定的时候，白人和中产阶级的身份让我获得了相对的自由。正是因为这些复杂的因素，我的自我控制的表现不仅仅受到作为同性恋男性主体位置的影响，而是更加广泛的社会实践的影响。

与此类似，作为西方文化中一个心智健全的成员，我的有关控制的知识影响到我的自我控制。能够成功展现出一系列的控制，这是我作为白人的特权相联系的，或者更加准确地讲，我能够拥有围绕控制的那些特定的知识。再次重申，这些观点显示考察自我控制得以建立的社会语境的重要性，避免接受那些对于人们如何置身于控制话语的简单化的解释。

结论

从前面有关进行控制的探讨中，一个可以提出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去考察控制场域的概念呢？我相信胡克斯（Hooks，2003）在她讨论非裔美国人的“自尊”时回答了这一问题：比如自尊和控制场域这样的概念在西方社会中，长期以来就是用来对白人、中产阶级和异性恋男人（和其他一起）的特权进行合理化。因此，系谱中被认为是正面的一极（强自尊和内在场域控制）传统上都是为那些统治群体中的成功成员预留的。如果我们要抛弃这些使得那些被压迫的群体在有关控制的话语中获得他们自己的权利的概念，那么，也就阻止了他们进入支持霸权性认识论的表达系统。这样讲，我绝没有试图把我自己作为白人、中产阶级和同性恋男人的经历在一般意义上等同于那些非裔美国人，而是希望能够说明类似控制场域这样概念具有的潜在作用。

通过运用斯蒂芬森（2003）有关新自由主义和普罗本（1993）关于经历的研究，我在整个分析中明确提出我们需要提防我们是如何理解控制，和这如何变成一种自我规束的对自由的信仰。与此相对，为了形成对健康和主体性的排他性实践做出更有力的政治反应，坚持控制是如何被重新界定的关注点是值得的。这样的研究取向要求我们重新考察我们是如何理解控制的，尤其是我们在哪里找寻它的发生。

如果我们把控制理解为在关系中发生，那么将更有利于我们理解那些塑造可被理解的健康主体性的规束（governmentality）实践。换句话说，与其把控制场域当作一种和健康状况具有因果联系的心际现象，不如去考察期望人格特征的表现是如何对健康状况发生影响的。因此，心理学家会发现研究个人遵循心理学关于真实的认识影响到他们对所处情境的认知（和恰波列等Chamberlain et al. 1997相比较）。从这个角度，对于文化语境的理解对于研究控制的实践至关重要。

同时，需要更加详尽地认识不同群体的人们对于控制的多重理解。因此，如果认为控制（或者一般意义上的人格特征）仅仅是一个西方现象，那就过于简单了。这是因为西方文化预先定义了什么才算是“真实”的（和Riggs，2004a比较）。当讨论到英籍巴基斯坦人的情感健康时，马里克（Malik，2000）阐明了对于抑郁的跨文化理解，虽然西方文化这个词语的理解在巴基斯坦文化中并不流行，那里不同的历史和观念中发现存在具有同样意义的其它说法。因此，关注本地语境中控制的实现，可能在这一领域研究中产生更多的成果。

综上所述，我希望已经概述了对控制场域研究发生影响的各种假设。为了对此做出说明，我运用了自我经历作为实例，强调我们实施控制的多重性和流动性。我提出不能假定控制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范畴，我们需要探寻它是如何根据一系列的文化实践在关系中得以建立的。集中关注了白人异性恋文化的实践，我希望能够进一步揭示西方文化中塑造控制话语的（比如）异性恋正常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假设。为了挑战这样的话语，我们需要发展其它的理论，探讨人们如何和为什么表现特定主体性的另外的理论，以及这对一般意义上的健康研究又意味着什么。

致谢

首先，我要申明我生活在考那（Kaurna），白人对于这个国家的殖民化继续对本地原住民产生不利的影响，并不断增进像我这样的白人拥有的不劳而获的特权。我想感谢路易斯.茹费（Louise Roufeil），玛莎.奥古斯蒂诺斯（Martha Augoustinos），谢欧娜.克拉博（Shona Crabb）和两位匿名评阅者对于本文写作给予的帮助。和以往一样，感谢格雷戈的支持和对论文的校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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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整理：刘丹 祝璞璞

图文编辑：黄泽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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